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，江西萍乡芦溪镇附近的山口。 一支队伍正在连夜转移。人困马乏，辎重凌乱，队伍里夹杂着安源矿工、浏阳农军、还有几段从国民革命军里拉出来的正规连队。天刚蒙蒙亮，后卫方向突然响起枪声。子弹从两侧山腰扫下来，队伍一下被切成两截。 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站在路边的土坎上，挥着手枪，指挥后面的人往上冲。 一颗子弹打中了他。 他倒下去的时候，身边的人甚至来不及把他拖到掩体后面。队伍继续往前跑，跑出去几里地才停下来收拢。回头清点，那个年轻人已经不在了。 他叫卢德铭。 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。 这个名字，后来在很多关于秋收起义的叙述里被一笔带过。但放在一九二七年那个秋天，他是这支队伍里军事上最能打的人之一。黄埔二期出身，北伐时在叶挺独立团当过连长、营长，从汀泗桥一路打到武昌城下。孙中山在世时，黄埔军校有一次检阅，看了他的操练，当场夸了几句，说这个年轻人将来能带兵。 卢德铭是四川宜宾人。家里不算穷，供他读了书。他本来可以走另一条路——读书，谋个差事，在乱世里找个安稳角落待着。但他十五六岁就开始参加学生运动，后来听说黄埔军校在招生，从四川一路跑到广州。到的时候考期已经过了。他不肯走，站在校门口等人，后来有人出来让他写篇文章看看，他写了几千字，字迹端正，条理清楚。写文章的人出来又跟他聊了几句，回去报告了孙中山。孙中山说，让他留下来听课。 这件事在黄埔早期不算特别稀奇。那时候国共合作，军校里什么背景的人都有，热血青年一抓一大把。但卢德铭有个特点——他不是那种光喊口号的人。同期学员后来回忆，说他操练时从不偷懒，讲战术动作的时候眼睛盯着教官不挪开。北伐打汀泗桥，他带着一个连往上冲，桥头敌人的机枪打得像泼水一样，他趴在水沟里观察了十几分钟，然后带着人从侧面的芦苇丛里摸过去，绕到机枪阵地背后。 这种打法，后来在秋收起义的队伍里没几个人具备。 所以毛泽东听说卢德铭牺牲的时候，沉默了很久。 后来在延安跟人聊起这事，他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，大意是——给我三个师，也不换卢德铭。 这话不是文人抒情。秋收起义从打响到转兵，前后不到一个月，军事指挥上真正能顶住的就那么一两个人。卢德铭倒下去之后，队伍里能带兵打硬仗的人更少了。 秋收起义的领导班子，当时叫前敌委员会。五个人：毛泽东、卢德铭、余洒度、余贲民、苏先骏。 同一张桌子上开会，同一份命令上署名。可是从文家市转兵那个夜晚开始，这五个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。 文家市是个小地方，在浏阳境内。秋收起义部队攻打长沙不成，退到文家市的时候只剩一千多人。枪不够，子弹不多，伤病员拖了一路。那天晚上在一所小学的教室里开会，油灯点着，地图摊在课桌上。 争论的焦点很具体：下一步往哪走。 按当时中央的指示，还要打长沙。但前线的实际情况摆在那里——长沙城里敌人重兵把守，外围据点都没扫清，靠这一千多号人往上冲，等于往虎口里送。 毛泽东提出往罗霄山脉中段走，上山。 这个主张在当时是少数派。有人当面反对，说这是逃跑。会开到半夜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外面站岗的士兵都听见了。最后投票表决，支持上山的人占多数。 那晚投完票之后，五个人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分岔了。 卢德铭站在毛泽东一边。他是总指挥，他的态度对部队影响很大。如果他不支持上山，底下那些正规军出身的军官可能当场就拉走一部分人。但卢德铭支持了，队伍才稳住。 余洒度当时是师长，在卢德铭牺牲后成为军事上的主要负责人。他对上山这件事态度模糊。既没有公开反对，也没有积极支持。开会的时候坐在角落里抽烟，散会之后跟身边几个黄埔同学私下说了一些话，大意是“这样搞下去前途难说”。 余贲民是副师长，态度鲜明。他支持上山，而且从文家市出发之后一直带着后卫部队，收容掉队的士兵，管粮食，管伤员，做的是最琐碎也最不能少的事。 苏先骏当时是团长。他的态度跟余洒度类似，不反对，但也不积极。部队往井冈山方向走的过程中，他带的队伍掉队的人最多，纪律也开始出问题。 从文家市到三湾，一路走了十来天。 这十来天里发生了好几件事。 卢德铭在芦溪牺牲了。队伍被伏击，他本来已经冲出去了，又折回来接应后面的人，中弹。 余洒度在行军途中跟毛泽东发生过几次争论。争论的内容现在留下来的记录不多，但核心就一条——队伍怎么带。余洒度习惯正规军的办法，命令一层层往下压，士兵见了长官要立正敬礼。毛泽东主张官兵平等，士兵可以说话，连队里建立士兵委员会。这两种思路在行军路上撞了好几次。 苏先骏带的团掉队的人越来越多。有些士兵直接把枪扔在路边就走了。苏先骏本人也开始频繁跟几个黄埔同学私下商量——商量什么，后来不同的回忆录里说法不一，但有一点是确凿的——到三湾改编的时候，他的团里剩下的人最少。 三湾改编之后，队伍缩编成一个团。余洒度的师长名义没有了，苏先骏的团长也没有了。两个人都被安排去别的地方汇报工作。余洒度被派往上海向中央报告秋收起义经过，苏先骏被派往湖南省委。